“数字回归”敦煌文化属于中国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一次座谈中强调，“敦煌研究是当今国际上的一项杰出研究”，“要通过数字化、信息化等高科技手段，推动散落海外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数字化回归，实现全球范围内敦煌文化艺术资源的数字化共享。需要引导和支持世界各地的学者讲述敦煌的故事，传播中国的声音。”
法国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编纂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经过15年的编纂，于2021年1月正式出版。这是法国第一部完整的敦煌藏文出版物，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举动促进了海外出版散落的文学珍品的回归，填补了近百年来学术界没有敦煌藏文全文校对版的空白。其历史价值、学术影响和社会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文学》主编、西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所所长蔡让教授介绍说，敦煌藏文记录了悠久的汉藏文化交流历史，再现了中世纪汉藏文化融合的美好前景，展示了吐蕃王朝与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双向交流与研究， 见证了西域古代民族与内地和谐文化交流的史实，对增强藏族民族的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对“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具有历史启示意义
No.1
回溯敦煌藏文文献研究史
出版正逢其时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了约7万件手稿和艺术品，包括4至10世纪的汉文手稿、8至10世纪的藏文手稿、回鹘、萨特、龟兹、于阗、梵文、希伯来文等文献。西藏文学的数量仅次于中国文学。
但在接下来的10年里，敦煌藏文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分别被法国的佩里奥特和英国的斯坦因带到了法国和英国。佩里奥特在敦煌藏经洞以极快的速度翻阅各种文字书籍，挑选他认为重要的文献。至于藏文文献，伯希洛曾说：“藏经洞藏文论文比卜拉希米或回鹘论文多。我把它们都放在一边，总共将近500公斤的书可以追溯到藏传佛教的前四个世纪。”
在短暂的接触中，佩里奥特意识到了这些文件的稀有性和重要性。作为一名东方学家，伯希和有着独特的眼光，所选文献种类繁多，内容繁杂，覆盖面广，文献价值不言而喻。
自敦煌藏文文献发现以来，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一致认为，法国和英国的藏文文献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藏文文献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敦煌藏文文献的临摹时间大致在8世纪末到10世纪之间。就西藏历史发展阶段而言，属于吐蕃王朝末期，分裂时期的开始。敦煌藏文文献内容丰富，包括佛教典籍、历史著作、契约文书、政治事务文书、法律条文、占卜、传说故事、佛教仪式、文学作品、翻译作品、书信等。涉及吐蕃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成为研究吐蕃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没有敦煌文献的发现，吐蕃王朝的历史和文化将是一个谜。
敦煌藏文是已知最古老的纸质藏文。自发现以来，引起了国际藏学和敦煌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相关研究成果仍在不断问世，成为近百年来藏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欧洲和日本学者借助研究的便利，率先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法国巴考《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法国拉鲁《七至九世纪的汉藏关系》、戴美微《吐蕃僧诤记》、英国托马斯《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和《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日本《关于西藏宗教会议的敦煌藏文文书》、吴内绍《中亚古藏文契约》等。并写了中世纪的吐蕃及其邻国
No.2
夯实中国敦煌学研究基础
填补学界空白
20世纪70年代，藏学大师王尧随周恩来总理访问法国，从法国带回了一些敦煌藏文卷。这些抄本主要来自等待敦煌的法国学者巴考
吐蕃历史文书》和《法藏敦煌藏文写卷选刊》中选取，主要记录了吐蕃时期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内容。这些资料成为我国敦煌藏文研究的首批文献。
▲ 《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
2004年，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络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准备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民族古文献。2005年初得到两国图书馆的响应，并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北京）期间，和两国图书馆负责人商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分别签署了合作编纂出版的意向书以及实施细则。2005年4月26日，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签订了合作编纂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协议，由西北民族大学负责文献编纂，并提供出版经费。2006年学校成立了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专门从事对流失海外的民族文献的整理研究。聘请王尧、陈践、柴剑虹、荣新江、沈卫荣、府宪展等国内知名的专家为兼职教授，并整合校内的科研力量，组建了以束锡红教授、才让教授、嘎藏陀美教授、扎西当知博士、张秀清博士等为主的研究队伍。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从2006年出版第1册起，至2021年完成全部出版，共计35册。收录有3174个文献编号、2.8万余幅高清图版，囊括法藏全部敦煌藏文文献。比起以往海内外出版的敦煌藏文文献选辑，此次出版，呈现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之全貌。在文献的编目定名方面，参考法国、中国学者编目的基础上，对未认定的无题名的佛教文献，经与相关传世文献的比对，重新确定名称，在文献的定名方面有重大突破，这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且所有编目以汉藏两种文字呈现，方便学人查阅。
将全部法藏、英藏敦煌文献研究、整理、出版，是我国几代学人梦寐以求的文化工程。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流失海外已经100多年，其内容丰富，包罗面广，如此重要的文献材料的整理出版，填补了100年来敦煌文献整理出版中的重大空白，在敦煌文献出版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在藏学和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声望。
对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学术界一片赞扬之声。2006年在兰州举行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第一册发布会上，王尧教授认为这项成果“怎么评价都不为高”，敦煌学家今枝由郎说“这对藏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清华大学著名学者沈卫荣言“其出版惠及学界，功在千秋”。
No.3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弘扬民族文化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全面出版，给学术界带来许多新的资料，有助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专家依赖外国图书馆、追随外国研究者的被动局面，对繁荣我国的敦煌学、历史学、民族语言学的研究，改变我国在敦煌藏文研究方面的落后局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在我国掀起了研究的小高潮，仅西北民族大学近年承担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方面的社科基金项目就有20多项。通过不断挖掘敦煌文献资料和深入解读，在古代西藏历史、文化、经济、宗教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而敦煌藏文文献正是研究唐代西藏与内地间文化交流的最原始、最权威的资料。我国学者通过深入研究敦煌藏文文献，充分证明了唐代西藏和内地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存在的密切联系，生动反映了藏汉“甥舅之谊”和文化上的血脉联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
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编辑室原主任、敦煌学者府宪展表示：“民族古文献的保护、研究、出版，是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历来得到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流失海外3000多件敦煌藏文文献重光于世，重构了汉藏民族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历史，对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整体认同，无疑具有追根溯源的重大意义。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保护史上足以彪炳千秋的盛举，不仅对我国学术事业的蓬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还对中华文化认同产生深远的亲和力。”
据了解，2021年内《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也将完成全部出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整理、保护古代文献的同时，敦煌学研究领域将更加深入地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人文精神，以新的视角加以阐发、提炼和总结，为“一带一路”助力，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正能量，为文化自信提供历史支持。
2021年2月1日《中国文化报》
第8版刊发特别报道
《“数字化回归”敦煌文化属于中国》
责编：陈晓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