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张巍 未夕:《拉丁美洲作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研究拉丁美洲？
今年夏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出版社出版了墨西哥思想家塞缪尔拉莫斯的《面具与乌托邦》，这是《拉丁美洲思想的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书。本文是华南师范大学滕伟与南大西文系《拉丁美洲思想的翻译》主编张的一段对话，他曾造访南京万象书店，畅谈拉丁美洲思想史与《面具与乌托邦》。授权，该报的私人历史出版，现在由编辑命名。
《面具与乌托邦：墨西哥人民及其文化剪影》
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拉美文学在中国炙手可热，而对拉美思想和历史却相对冷漠？
滕威:我从当医生开始就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到现在已经快十八年了。我的博士论文《“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最近在做精装改版。前几天最新一期的《中国图书评论》也发表了重庆大学人文与高级研究所的李广益先生的书评，评论我近十年前的书。他说，这本书是一部“小而精，有广度和深度的学术著作”，“包含了先进的问题和思想，这不仅是它没有得到更多关注的原因，也是它在未来不断被重读的原因”。我在这里引用他的话，不是为了卖瓜。我主要想说拉丁美洲对当代中国的影响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要了。据我所知，这几年这方面的话题和报道如雨后春笋。当人们要展开这个话题的时候，必然会搜索我十几年前到今天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今天有机会变红。
我在《边境之南》中处理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么大”？一般读者可以熟练地说出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卢埃萨、路易斯博尔赫斯这些不太好记、不好说的名字。在一个如此遥远的国家，在一个陌生的文化中，得到这样的关注，不能说是正常和自然的。所以有必要问一下这个热量是怎么产生和维持的。在我的研究中，它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简单来说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当时要想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只能考虑亚非拉美。拉丁美洲作为“美国的后院”，具有战略意义。当时没有办法直接进行官方外交，因为很多拉美国家承认国民党政权，所以当时的策略是积极进行民间外交，然后邀请很多拉美艺术家、诗人、小说家、记者、芭蕾舞演员、网球运动员等各行各业的精英访问中国，尤其是在国庆前夕，到中国参加庆典，给予热情款待，希望他们在朋友圈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形象。作家来了，会翻译介绍他的作品；芭蕾舞演员来了，就会表演；当网球运动员来的时候，他们打友谊赛。报纸经常看到这些与外国友谊的信息。特别是古巴革命的胜利，带来了第一轮中拉友谊的高潮；随之而来的是拉美文学汉译的高潮。但很快，由于中苏分歧，对新中国友好的拉美共产党至少是泛左派。此时面临着——是支持苏共还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当然，支持CPSU的拉美友好人士的作品到时候是不会翻译成中国的。我有一篇专题论文《聂鲁达与当代中国》，讲的就是这段翻译史。文革期间外国文学翻译几乎停滞不前，拉丁美洲文学更不用说了，一共翻译出版了三四部小说。文革后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的资料已经可以在外国文学的内部参考刊物上看到，译名与今天略有不同。到了1979年左右，《百年孤独》和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开始在中国有翻译文章。当马尔克斯获得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时，《百年孤独》已经被翻译但没有出版。林一安老师很热心。《世界文学》发表后，他马上加了句：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一期杂志是一场灾难。洛阳纸贵。然后《百年孤独》，连同一批被称为“爆炸性文学”的60年代拉美小说，开始不断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持续了七八年。那时候我们不仅要看这部小说写得怎么样，还要看一个路径或者一个范式，就是第三世界的文学是怎么成为世界主流的。所以读书、讨论、学习、模仿都很轰轰烈烈，有一种改变民族文学命运的感觉和冲动。90年代，“现代化”的愿景逐渐进入世界主流，拉美文学的另类象征意义可能不复存在。然而，进入世界文学市场主流的作家和历史写作并不担心销售。比如博尔赫斯，他和村上春树、卡尔维诺一起说，小资产阶级必须读三部经典。
《“边境”之南——拉丁美洲文学汉译于中国当代文学（1949-1999）》
我快速而粗略地总结了《边境之南》中讨论的1949年至1999年拉丁美洲文学在当代中国的译介史。如你所知，拉丁美洲文学似乎很幸运，它不仅始于当代中国历史